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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关于国家、市场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简史

楔子：被误读的历史

历史学界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因为光荣革命确立了“限制王权”的宪政自由，是因为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得以自由挥舞。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好。但如果我们翻开真实的历史档案，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在工业革命爆发前的几十年里，英国议会通过的《印花棉布法案》明文规定：“在大英帝国的任何人因任何原因穿戴任何进口染色棉纺布料都是违法的。”

这哪里是自由贸易？这分明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段被包装成“自由市场胜利”的历史，实际上却是一部国家力量深度干预的编年史？我们今天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意识形态遮蔽了？

这篇文章，试图穿透这些迷雾，从政治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出发，重新审视国家、市场与资本之间那场持续五百年的权力游戏。

一、自由贸易的神话：为什么后发国家永远不能相信“看不见的手”

1.1 李斯特的清醒：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武器

1825年，一位德国流亡者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乡村里，写下了一段后来刺痛整个欧洲大陆的文字。这个人叫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的核心观点简单粗暴：

所谓的世界主义自由贸易，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带来的将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李斯特看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底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鼓吹自由贸易，不是因为这种制度对全世界都有利，而是因为英国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它的产品需要打开全世界的市场。用李斯特的原话说，如果德国接受了这种“普世价值”，“德意志民族只能沦为英国工商业的附庸，而根本无法摆脱其落后的命运”。

李斯特甚至精准预测了英国的策略：“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没有收益的民族。”

这话说得多狠，就说明他看得多透。

李斯特的理论有个核心概念，叫“国家生产力”。他认为，斯密那套“个人追求私利就能带来公共福祉”的说法，在国与国竞争的战场上根本站不住脚。因为——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今天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有没有能力在未来继续赚钱。而要培养这种能力，靠的不是自由放任，而是国家有意识的干预和保护。

1.2 英国的秘密：自由放任背后的那只铁腕

作为“自由贸易”旗手的英国，真的是靠自由市场崛起的吗？

事实恰恰相反。上海交大教授文一的研究揭示了一个被主流叙事遮蔽的真相：英国光荣革命的最大价值，不在于“限制王权”，而在于完成了行政上的中央集权，使国家能够推行连贯的产业政策。

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做了什么？

第一，大幅提高税率。国家变得更“能征税”了。

第二，实施更严格的贸易管制。1700年，英国禁止进口质量更好的印度棉织品；1721年，《印花棉布法案》规定穿进口棉布违法——目的只有一个：保护本国脆弱的棉纺工业。

第三，《航海条例》沿用了近两百年，即使亚当·斯密本人再反对，也没能撼动它分毫。这套条例的核心是：禁止外国船只向英国及其殖民地输入制造业成品。

这就是英国崛起的真相：对内搞产业政策，对外搞贸易保护。等到自己爬上制造业食物链顶端之后，才开始向全世界推销“自由贸易”的福音。

马克思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揭露，英国对外政策的真实动机，根本不是传播文明或自由，而是“通过维持均势秩序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垄断地位”和“通过殖民侵略和扩张来确立其世界霸主地位”。

一个把许多民族变成自己雇佣工人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自由市场的信徒？它只是自由市场的受益者，以及后来最积极的传教士。

1.3 波兰尼的洞见：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乌托邦

如果说李斯特是从国家竞争的视角撕开了自由贸易的面具，那么卡尔·波兰尼则是从社会存续的角度，宣判了“自发调节市场”的死刑。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人的和自然的实存，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将无法长期存续。”

为什么？因为他发现，古典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一个谎言。

这个谎言叫“虚拟商品”。波兰尼指出，真正的商品是生产出来拿到市场上卖的东西。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三样东西，最初根本不是为出售而生产的——劳动力是人类活动，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货币是政府政策的产物。

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假装这三样东西是商品，让它们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这就等于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全部交给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

后果是什么？波兰尼说得很严重：“它会从肉体上摧毁人类，并将周遭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这不是危言耸听。19世纪的英国工人，在自由市场的逻辑下，每天工作16小时，童工遍地，居住环境堪比地狱。直到社会通过工会运动、工厂立法等“反向运动”进行干预，才把社会从市场的铁蹄下抢救出来。

波兰尼的结论是：市场永远不可能“脱嵌”于社会。那些看似“自由”的市场，实际上一直依赖国家的持续干预——管理货币供给、提供失业救济、调控土地使用。所谓“国家不干预”的神话，不过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编造出来的又一个乌托邦。

二、权力的逻辑：为什么国家能力才是发展的前提

2.1 意大利与荷兰的反例：自由不能当饭吃

如果说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国家干预的必要，那么意大利和荷兰的“失败”，则从反面印证了同一个道理。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资本主义的最早摇篮。意大利城邦的政治制度，远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包容、民主和自由”。但工业革命并没有诞生在任何意大利城邦——直到二战时期，意大利仍然是欧洲最穷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不是因为意大利的制度不够先进，而是因为它没有完成国家统一，没有形成强大的中央集权，无法参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全球殖民掠夺。

荷兰也是一个绝佳的反例。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比英国更先进的共和制度、更发达的金融市场、更宽容的宗教政策。英国的几乎所有金融创新，都是从荷兰学来的。

但荷兰既不是科学革命的中心，也不是工业革命的中心。当英国在18世纪爆发工业革命时，荷兰还在原地踏步。直到一百年后，才开始复制这场早已普及欧洲的制造业革命。

李斯特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后发国家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干预之下，才能走上赶超强国的发展道路。他把自己的经济学直接命名为“国家经济学”，声称“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

2.2 两种集权：为什么国内和欧洲走上了不同的路

既然国家能力这么重要，为什么欧洲和国内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最新的一项学术研究给出了一个很有解释力的 “文化集权”与“技术集权”的区分。

研究发现，国内的长期趋势是“文化集权”——自秦朝以来，中央集权制度持续强化，科举制度削弱了地方贵族势力，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这种集权模式，根植于水稻种植和季风气候——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强有力的中央组织，而集体主义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制度。

欧洲走的则是另一条路：罗马帝国崩溃后，政治权力碎片化，形成了“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格局。但到了14、15世纪，一些国家开始重新集权——法国、英国、西班牙、俄国相继崛起。这种集权不是靠文化传统，而是靠技术进步推动的：随着生产力提高，国家能够提供更多公共品，从而获得合法性。

关键在于：文化集权带来早期稳定，但可能抑制创新；技术集权虽然起步晚，但因为保留了个人主义文化，反而更有利于持续的技术进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国内在古代遥遥领先，却在近代被欧洲反超；也解释了为什么后发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国家能力”与“创新活力”之间的张力。

2.3 汉武帝的平准：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历史，会发现类似的国家干预逻辑，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就已经上演。

汉武帝时期的“平准”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国家财政陷入困境。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货币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说白了，就是国家直接下场做生意，通过垄断战略资源和干预市场流通，来解决财政问题。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这套政策是封建集权国家在面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冲突时，做出的一种制度创新。它通过国家力量干预市场，改变了“国家-社会”的经济权力格局。

这套做法在后世影响深远。它奠定了一种传统：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往往不是靠“市场自发调节”，而是靠国家直接出手。这与欧洲重商主义的逻辑，惊人地相似。

三、资本的囚徒困境：霸权兴衰的周期性悲剧

3.1 西班牙的教训：白银流进了，工业流走了

把目光拉回近代欧洲。第一个全球性霸权西班牙的衰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经典案例。

16世纪，西班牙从美洲运回了约1.8万吨白银。按理说，有了这么多钱，应该投资实业、发展工业才对。但西班牙做了什么？用白银进口商品和购买军火，而非投资本国生产。

结果呢？西班牙陷入了“资源诅咒”——不再需要自己辛苦生产，直接拿白银向别国买东西。周围的英国、法国等生产型国家，成了给西班牙“做嫁衣”的打工仔。西班牙本国的产业，因为缺乏保护和支持，迅速衰败。

与此外部的热那亚金融资本控制了西班牙政府财政，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脱实向虚。一个曾经称霸欧洲的帝国，就这么慢慢烂掉了。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资源本身不是财富，生产能力才是。 如果国家不保护自己的产业，不培育自己的生产能力，再多的金银也会流走。

3.2 英国的崛起与堕落：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蜕变

再看英国。它的崛起，靠的是政治权力与产业资本的有效结合。

16世纪下叶，英国政府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组织形态——“由英国商人银行家和伊丽莎白所组成的联盟”。1651年颁布《航海法》，保护本国航运；1820年，制成品的进口关税高达50%；同时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帮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政治权力，限制贵族食利阶层的负面影响。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英国成功催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

但好景不长。1846年，《谷物法》被废除；1850年代，自由贸易改革启动。从此，金融资本逐渐俘获政治权力，主导了政策制定。资本从国内工业转向海外投资，银行业专注贸易金融和国外贷款，导致国内生产性投资被挤压，工业竞争力下降。

用国内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的话说：“英国金融资本压倒制造业生产部门，成为经济中最强势的一部分，并俘获政治权力而成为‘资本利维坦’。伦敦金融城站在英国制造业衰落的‘尸体’上繁荣起来。”

结果就是，英国逐渐形成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寄生型而非竞争性的经济体”，最终被美国超越。

3.3 美国的警钟：当金融霸权取代工业霸权

美国的历史，几乎就是英国的翻版——只是节奏更快，规模更大。

1880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比重仅有14.7%；1945年，这个数字接近50%。美国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从19世纪末一直坐到2010年，被国内取代。

与制造业衰落相伴的，是美国金融业的急剧扩张。1990年，美国金融业产值第一次超过制造业；到2015年，已是制造业的两倍。金融业利润占全行业利润的比重，从1948-1984年的均值12.78%，上升到2002年的30.9%。

这个转变的根源是什么？杨光斌的研究指出，是“金融资本权力压倒政治权力，导致经济脱实向虚与产业空心化”。1980年里根政府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推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放松金融管制——金融霸权替代工业霸权，成为美国霸权的根基。

从西班牙到英国再到美国，一个清晰的规律浮现出来：每一次霸权的兴起，都伴随着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在发展实体经济上的有效结合；而每一次霸权衰落，都由于金融资本权力脱嵌乃至俘获了本应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权力。

这是一个资本的囚徒困境：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必然导致长期能力的丧失；而一旦能力丧失，霸权也就走到了尽头。

四、 历史的启示与国内道路

回顾这五百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几个

第一，国家能力是一切发展的前提。 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就没有统一的市场，没有受保护的产业，没有可持续的发展。所谓“小政府、大市场”的神话，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不堪一击。

第二，市场的建立本身就是国家行为。 波兰尼说得好，市场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共品，必须依靠国家力量去打造其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与基础设施。 那些以为市场可以自发产生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装傻。

第三，金融资本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 西班牙的教训、英国的堕落、美国的警示，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一旦金融资本脱离产业基础、俘获政治权力，霸权离衰落就不远了。这不是道德说教，是历史规律。

第四，后发国家的崛起，必须走自己的路。 李斯特在180年前就警告过德国人，不要相信英国推销的“自由贸易”。 这个警告依然有效。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同，不可能套用同一种模式。

国内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内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就在这个历史规律里——因为我们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始终强调国家能力建设，始终防止金融资本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

2025年，国内制造业总产值占全球35%，是第二名美国的三倍，超过第二至第十名的总和。 这个成就不是靠“自由市场”凭空掉下来的，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活力有效结合的结果。

马克思说得好：“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 这话放到今天依然有效——大国竞争的逻辑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形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西班牙的白银到英国的蒸汽机，从美国的华尔街到国内的珠三角，历史一遍遍地告诉我们：

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不是股票，不是金融衍生品，而是一个国家制造东西的能力。 谁能保护这种能力，谁能发展这种能力，谁就能在历史的竞争中笑到最后。

而那些忘记了这一点的人，终将被历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