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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洞窟里面经常都是十几米到20米，如果要测绘，我们要搭工作台，要借用其他行业的工作台。”5月22日，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冷门绝学传承与创新论坛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回忆起传统的石窟测绘方式，语气中透着感慨。 这一局面已被彻底改变——三维激光扫描、近景摄影、多视角重建等技术广泛应用，云冈石窟的数字化采集精度已达0.03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三分之一。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现存大小窟龛254个、造像59000余尊，2001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曾提出“云冈模式”的概念，认为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和影响延续时间之长，都是任何其它石窟所不能比拟的”。

这座“真容巨壮”的皇家石窟群，千百年来持续面临着自然风化的威胁。“大同属于农牧交错带，本来是干旱地区，但去年降了820多毫米的水，洞窟内渗水，加上冬天冻融，产生一系列病害问题。”杭侃说，这些问题需要及时监测、及时应对。

从“搭工作台”到0.03毫米精度

变化始于2003年。当年，云冈研究院开始尝试应用数字化技术开展石窟保护。经过近二十年攻关，目前已形成适用于云冈石窟的数字化保护技术体系，最高采集精度可达0.03毫米、8K分辨率，已完成石窟总量70%的数字化保护，计划2030年前全部完成。杭侃透露，仅一个洞窟的数据量就超过500GB。为支撑海量数据处理，2020年云冈研究院建成了“数字云冈先进计算中心”一期工程，算力达234Tflops，存储2.3PB，是全国文物系统首个先进计算中心。

“数据精度很高、体量很大，使用时需要分层处理，数据轻量化是一个难题。”杭侃坦言，团队正在积极探索三维数据轻量化技术，力求数据使用效能最大化。

数字化不仅服务于保护，更深刻改变了研究范式。云冈石窟标志性的第20窟西壁佛，早在北魏时期就已坍塌。考古人员找到了一百多块残件，但“每一块残件，一个壮小伙都搬不动”。团队用三维扫描技术对残件逐一采集数据，再以三种算法进行聚类分析与数字化拼接，基本复原出佛像的本来面貌。“过去的研究里这会特别麻烦，发掘时残件是无序的，现在可以用数字技术进行复原展示。”

当AI遇上考古学

人工智能的引入，更让传统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迈入新阶段。杭侃以云冈第39窟为例，洞窟内有大量千佛造像，过去只能靠手工测绘图逐一比对。“这些千佛看上去很相似，但我们逐一标注后再对比，结果更客观，能得出很多新 。”比如，工匠是开完约一平方米的工作面就换地方，还是将一整面全部完成？这些问题过去鲜少涉及。再进一步，团队正通过跨区域石窟造像的三维点云数据，量化分析“云冈模式”对东起辽宁义县、西至敦煌的北方石窟群的影响程度，为“平城实力的集聚与云冈模式的广泛影响”提供可量化的证据。

“我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杭侃说，“正是科技赋能，给我们这一代学者提出新问题、提供新方法。”

在展示传播层面，科技同样打开了新空间。云冈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合作，首创分体式3D打印技术，将第12窟“音乐窟”按比例等大复制为可拆装的“积木”，先后在青岛、北京、深圳、台湾高雄等地巡展，引发观展热潮。2017年至2025年，依托数字技术累计举办52场主题展览，吸引观展人次超535万。流失海外的造像也借数字技术“回归”，通过海外数据整合与AR增强现实技术，游客可在原址看到虚拟复原的完整洞窟。

2024年，云冈研究院数字化团队凭借覆盖石窟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应用的全链条数据体系，斩获国家数据局等15部委联合举办的“数据要素×”大赛全国总决赛文化旅游赛道一等奖。“科技可以给石窟寺的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带来非常广阔的前景。”杭侃说。

南方+记者 许懿

南方+摄像 朱洪波

许懿；朱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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