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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茧教育 2026-02-05 08: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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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辉英格新政治经济学研讨笔记

作者:杰辉英格 DeepSeek Chat
摘要:本文从“行事权”理论出发,解析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该领域关注的不是“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的抽象辩论,而是聚焦于 “国家被赋予了哪些关键的经济行事权”、“这些权力的边界何在”以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确保国家既能有效行使这些权力,又不滥用或僭越这些权力” 。其实质是对政府与私人经济行为人之间“行事权”分配与制衡关系的系统性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承袭并深化了一个经典悖论:一个强大的、有能力干预经济的政府,同时也是一个可能任意侵犯产权、扭曲市场、追求私利而非公利的政府。 其核心问题可被重构为:
1. “赋能”问题:社会需要授予政府哪些必要的、不可替代的经济行事权,以解决市场无法独自应对的问题?这构成了政府的 “正面行事权清单” ,通常包括:
秩序维护权:定义并保护产权,保障合同履行。
公共品供给权:提供国防、基础法律体系、重大基础设施等私人无法有效供给的公共品。
外部性规制权:纠正污染、金融风险等负外部性,鼓励知识传播等正外部性。
再分配调节权: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缓解市场分配可能引发的严重社会不公与不稳定。
2. “限权”问题:如何通过政治制度设计,防止政府滥用其被授予的经济行事权,去从事损害长期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活动?这定义了政府的 “负面行为禁区” ,主要表现为:
掠夺之手:利用征税、管制等手段,对私人部门进行过度提取,服务于少数集团或官僚自身利益。
替代之手:以低效的国有生产或行政命令,直接替代本可由私人部门更高效完成的市场活动。
扭曲之手:通过随意的补贴、特许、管制,创造租金,诱发广泛的寻租行为,扭曲资源配置和创新激励。
政府与私人的经济行事权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存在复杂的互动:
1. 互补性:有效的政府行事权是私人行使生产、投资、创新等行事权的先决条件和“赋能平台”。没有前者,后者的范围、安全性和收益预期将大幅萎缩。国家提供的基础秩序,扩展了私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2. 竞争性:政府与私人行事权又存在对同一经济资源或决策空间的争夺。例如,税收权直接分割了私人财产的收益权;产业政策的选择性扶持,可能挤压未受扶持企业的竞争空间。关键在于,这种竞争是否在公开、可预期的规则下进行,并服务于公共理性。
普沃斯基等人的深刻见解在于:政府行事权的边界问题,最终无法仅靠经济学或善良愿望来解决,而必须是一个政治学问题。经济系统的绩效,深层次取决于“公民-国家”与“国家-私人经济行为人”这两种关系的政治制度设计。
1. 问责制度:公民如何能有效地授权给政府,并在政府未能履行其正面行事权时,对其进行监督、质询与更换?这要求有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有效的公民参与渠道,使政府的“赋能”行为始终面对公共利益的问责。
2. 约束制度:如何通过宪法、法律、分权制衡、独立的监管机构等,将政府的经济行事权关进制度的笼子?使其行使过程透明、可预测,且难以被用于寻租或掠夺。法治的核心作用,正是为政府权力设定不可随意逾越的程序与实体边界。
3. 激励兼容:良好的政治制度还能在政府内部塑造追求长期社会繁荣的激励。例如,依赖于广泛税基而非单一资源的财政体系,使政府有动力培育繁荣的私营经济;稳定的任期和基于发展的合法性,可能促使执政者更关注增长而非短期的掠夺。
从行事权视角看,新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一个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寻找理论上 “最优的政府干预清单” ,而在于构建一套能持续产生“良好治理”的政治制度。
这套制度应能:
动态地辨识并授予政府当前最必要的经济行事权。
有力地约束政府,使其无法滥用这些权力去掠夺、替代或扭曲。
灵活地调整政府与私人行事权的边界,以适应技术、社会结构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在行事权理论框架下,可以清晰地表述为:如何通过精良的政治制度设计,对社会中最强大的经济行为体——政府——的关键行事权进行“赋能”与“限权”,从而构建一种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既互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良性关系,最终使国家能力能够稳固地服务于市场繁荣与社会福祉,而非与之相悖。
这正呼应了新政治经济学的深刻观察:经济体国内家干预的效果,最终不取决于干预意愿的强弱,而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品质——即它能否智慧地划定并坚定地守护那条,介于“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之间的、动态而神圣的权利边界。你的思考,将我们的讨论从经济制度层面,提升到了决定所有制度绩效的元层面——政治秩序的层面。
2025年1月17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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