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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盆洪水砸在裂缝上：从杨坚到杨广的隋朝人心记

隋朝大业七年，山东、河南等地爆发严重的水灾，四十多个州郡被淹没，因不满隋炀帝杨广继续征讨高句丽，齐郡人王薄率先爆发起义，掀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这场水患不是孤零零的一场“天灾”，它砸下来，恰好砸在一个已经不稳的屋架上。很多口水都往杨广身上泼——贪大好功、征战不断——但一个王朝的轰然倒塌，真能只算一个人的账吗？我更愿意把目光往前挪一点，去看那条根从什么时候开始发酸。

那一年，是隋政走到第三十个年头，天下看起来还整齐，颂声有之、怨声也有之。八年后，江都的雨夜里，杨广命丧，三十八年的一统成了散场。时间被说得很简洁，但其实每一段都塞满了人心的抖动与不安。

先说杨坚。这个后来坐上龙椅的人，当初并没有让人心服口服的军功，在战功簿上找不到几行像样的字。他之所以能往上走，靠的是婚家的那条线——独孤氏——以及一群在北周里混得不如意的关陇大户。说白了，是一桌子失意人临时结成的同盟。他自己也很清楚，于是打出了一句赤裸的口号：跟我一起干，有肉吃。听上去豪爽，骨子里却是个交易。

这种“有肉吃”的承诺，换来的是一段很快就变味的君臣关系。因为一旦换了一个人，能给的肉更肥呢？谁不想试试。杨坚心里不可能不打鼓，他也懂得“正统”的牌面不好看，于是忙着让人写祥瑞、画瑞兽、吹风说天命改易，搭个台、唱个戏，给路人看，给士族看。老百姓看个热闹还好哄，权贵们心里都精，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早打了个问号。

但承诺毕竟要兑现。他对独孤家的厚待是真实的，皇后独孤伽罗在朝里说话的分量，比很多朝代的后位都重。她的兄弟也被放进禁军要害——右边一个、左边一个——那意思很明白：我把命放你们桌上托管。可这依靠不是牢不可破的，那些靠重赏维持的关系，像暖锅里的油脂，冷了就凝，热了还得翻。

你说这样的朝堂能稳吗？刚坐稳，风就来了。尉迟迥鼓噪起兵，关东士族和百姓不少人相应，一边喊“兴复”，一边打旗招人。平定之后，河北那片地就遭了殃，清查、抄家、充为奴仆的事一件接一件。想一统江南吧，又一统了——可治理上失了手，豪强和普通人都怨，再起。杨素领兵下去，手上不含糊，血腥得很，杀的杀，押的押，一车车人被编成“奴籍”。这些事，放哪一个地方都会不记你好的。

这时，权力的锚还卡在关陇的圈子里。北周就够窄了，隋还更往里收。按理说，新王朝要把臂膀向外伸，纳新的、合旧的，找人心铺路。隋却反着走——靠更强的控制压下去。控制是有用的，但长远看，像勒紧了腰带走长路，早晚喘不上气。

杨坚要稳住局面，最后发现最靠得住的居然是自己家的孩子。于是四位儿子被实封出去，一个个手里不只是名号，还有实权，有地，还有能“另开炉子”铸钱的权柄。你读西晋史会觉得眼熟——藩王各据一方，货币各自打，地方官跟王府勾连，你我眉来眼去，慢慢就生出别的心思。杨秀和杨俊本就喜奢，大兴土木，堆高门面，花的钱从哪来？从他们手里的钱炉子里来。你想，钱不一样了，物价能不乱吗？

这事儿还不只是钱乱。有了权、有了地、有了自己的“班底”，你在地方说一句话，立刻有人答应。兄弟间一有嫌隙，嘴里不干净，立刻牵连一片。杨广盯上杨秀，告他不法，结果蜀地官员成群掉脑袋，或者被押进大牢。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不是比喻，是真事。后来杨广平掉了杨谅的兵，清洗起来不手软，牵连的家户号称几十万，一座城的人口都能算进去。一个朝廷的“信任账簿”就这么一页一页被撕掉。

更糟的是，废太子的那场风波。杨勇被拔掉，朝中清洗开始，你可以想象：夜里有人在烛光下烧名册，一行行名字卷成灰。君臣之间本来就有缝，这下裂缝变沟。杨坚怕谁？怕独孤家再起，怕宗室大臣做大，怕杨素手里握兵，怕太子一系人心向旧。最后他能倚仗的，居然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最稳的——杨素。可人心像水，什么时候浑、什么时候清，说不准。

独孤家的角色也变了。起初抬你，你后来又忌你。独孤陀被外派，心里不甘，闹了个“妖术”的案子，被贬成民，另一个兄弟也被调离重地，皇后逐渐失宠，外戚的势力就跟秋风里的草，慢慢倒下。杨素一家掌了权，又放纵得厉害，朝堂乱成一锅粥，终于有人站出来弹劾。杨坚也心有芥蒂，怕他威胁皇权，慢慢疏远。再想找个能用的人？看上女婿柳述，柳述是个精人，见风向不正，坚决辞谢。你看，这位皇帝到最后像一个家里人都不愿搭理的父亲，抬眼望去，都是警惕的脸。

当一个人走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后面的剧情就容易了。杨广上位是意料之中，毕竟他那套经营人心、操作权术的手段更娴熟，气势也更强。可是那条根上的问题，他没解。反而把钉子往里又敲了一些。质疑杨素、动高熲、杀贺若弼这些大臣，都是一记一记地把“可依赖的人”减少。朝廷看起来富得流油——国库数目好看，工程一座座——但里子是一地裂纹。有人盼他能修补，人心的粘合剂要耐心地涂，可他更喜欢轰轰烈烈地做大事，以为功业能压住一切。

我们不妨回到那场水灾。山东、河南的田地成了海，庄稼没了，牛也淹了。一个父亲背着孩子站在水里，听人说要去辽东打仗，沉默的时间很长。田还没从泥里把根拔出来，人却要被拉走。仓库里粮是有的，兵站里马是有的，朝廷的算盘拨得滴滴响，可老百姓的账本是空的。这个缝，谁来补？

王薄的举事，常被写成“揭开序幕”。我更愿意想像他作为一个人——齐郡的地头蛇也好，读过几行字的土汉也好——看见水退不下去、苛徭不见少，杨广还在张灯结彩地要去高句丽，他心里的火就上来。他不是一个孤立的火苗，四处都有火星，遇风就成焰。你如果站在城门口看，会觉得城里的“秩序”还在，城外的世界已经不愿意再听命。

其实隋和西晋有点一个路子：藩王分权，各地各自为政；中央一边打补丁一边拆墙。不同的是，隋的规模更大、工程更猛，疲劳也更深。杨广喜欢把大事当药——穿海的运河、边境的行军、壮观的行宫——用宏大的手法去压民心。压是能压住一阵子的，但人心像土壤，压久了裂缝就从底层冒出来。你去看那些起义的名单，很多不是名将出身，都是被逼到墙角的人。

再说回朝堂。这些年的“牵连”几乎成为习惯。某人今天倒霉，后天就是一群人跟着倒霉。你从小吏身上看得最清楚：他上午还是某王府的簿录，下午就因为“关系过近”被押走。妻子在巷口哭，手里拽着还没洗净的菜叶。这样的眼泪，不会出现在史书的行间，但它每天都在流。人心的离散，从这点点的生活开始，不是从哪一场大战才开始。

有人会问：杨坚早年的政绩不是也有人称道吗？是，秩序是立起来过一些，税制、科条也曾被整理过，天下一度显得像一张熨服的衣。可这衣服有线头，它是被急匆匆地缝出来的。缝的人心里很急，又不太信任另一个手里拿针的人。一件衣服，能穿，但不结实。你让它去经历风雨，它会开线。何况后来又来了一个喜欢在衣服上钉花的主人，越钉越重，肩膀就被压塌。

我总觉得，隋的故事里最刺眼的不是战功或工程，而是“信”的断裂。杨坚开局就不信，不信外戚、不信宗室、不信功臣，到头来靠一个会打仗的杨素；杨广继位更不信，不信老臣、不信兄弟、不信民心，以为威势能让人服。一个朝廷，靠什么撑住？靠刀？靠钱？到最后还是要靠人和人之间的信。你让人每一天都生活在恐惧里，哪怕仓库装满了粮，人心也会走。

江都雨夜之后，故事看起来像收了尾。其实不然。很多人散去了，各自去找路——有人投到唐的营里，有人做了乡里的头，有人干脆隐去名字。历史是大河，浪头拍过来，退去之后沙上有脚印。我们读隋末，读的不只是谁杀了谁、谁起了兵，还该看看那些看不见的损耗：一个家庭的簿册被烧，一片田地的秧苗被洪水掀走，一个青年本能地不再相信朝廷的话。

我们常说“兴亡皆在人”，听上去像句老生常谈。但放到隋的语境里，它有一种令人心里发涩的准确。破裂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某一个帝王的坏脾气能解释完的。你要问我，隋如果有机会被救，会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某一个晚上，皇帝不看战报，去看看那些被充为奴的人；可能是某一次清洗前，把名册合上，深吸口气放过一些人。可历史没有如果，它只留下了雨、火、和人心的背影。你说，下一个王朝会记住这些吗？还是过几年，又重演一次“有肉吃”的招牌，和一次次的清洗？这事，恐怕要我们自己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