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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问题及其政治化

1.全球气候问题的由来

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科学家约翰·廷德尔研究发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可以影响大气层温室效应的强弱，进而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变化。此一研究后来引发了许多科学家的兴趣。以一些西方科学家为主导，开展了温室气体浓度增加原因及其产生的效应等方面的研究。逐步得出的基本认识包括但不限于：地球气候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人类不断扩大能源消费等活动造成的。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今后仍像现在这样不断增加，到下世纪中叶将会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全球增温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极端天气事件，如热浪、干旱、暴雨和飓风，并导致冰川融化和面积缩减、海平面上升与自然灾害频发等。人类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行动，全球增温将对人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其影响可能是深远和灾难性的。

以此为引子，20世纪中后期，西方科学家探索性提出了全球变暖问题，并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1979年召开了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1988年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确定要系统研究这个问题；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内家应根据其历史责任和能力承担不同的减排义务；1997年形成《京都议定书》，确定了相应的指标、目标和任务；2015年《巴黎协定》，提出了具体目标，确定了各相关国家的责任。

2.全球气候问题的演化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从最初似乎是做为科学问题的提出并研究，到现在陷入处理问题的争论与博弈，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从我们提出全球气候问题到1997年，如果说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的话，总体上是在科学的前提下，来探讨并研究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当时，只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关注此事。但此以后，特别是在2015年前后，讨论这一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可以从历次举办的全球气候变化峰会期间相关方之间出现的激烈争论看出来。这种争论在两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一是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认识。如地球增温是否真的像科学家研究所得出结论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例如，据香港《文汇报》2012年10月15日报道，英国气象局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过去15年来并没有暖化。该报告显示，1997年初和2012年8月相比，全球气温并无明显变化。有气候专家承认，科学界用来预测气候变化的计算机程序有严重缺陷。新报告指，全球气温由1880年至今上升0.75摄氏度，但根据全球3000个监察站的资料，全球气温在近15年来是零变化，一次气温上升周期要追溯到1980年至1996年。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教授柯里也认为:“要改变1980年后气候暖化的指针，考虑自然内部变量作为基本要素。”所谓“自然变量”是指不受人为因素影响的条件，如长期性海洋温度周期、太阳温度转变等。反应出其趋向于认为，自然因素才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内因。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专家琼斯认为，如无大规模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全球暖化将暂停一段时间。 在局部地域监测或表现出来的增温及其他相关自然现象，包括极端气候变化现象，能否外推到全球范围？或者短期出现的气象波动，乃至剧烈变化，能否代表更长时间尺度的变化趋势，等，也没有确切的定论。

二是全球不同层次国家对于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与义务。这正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由来。如果真的是人类活动，特别是以能源消耗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全球增温， 已经发展了的发达国家由于在历史上消耗了更多的能源，排出了更多的温室气体，理应在以后的经济活动中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并给发展国内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经济资助和技术援助。而这一点，恰恰是发达国家不愿意做的事，因为它关系到后发国家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愿景。他们十分清楚，如果真的要对发展国内家给钱给技术，以其后发优势，总有一天，这些国家可能会反过来超过发达国家。为此，他们鼓动相应的气候专家，根据其所称的科学研究，设计和提出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指标”和数据，以利其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

正是在这种争论和不断的谈判妥协中，才艰难地诞生了2015年的《巴黎协定》。该协定中跨国框架的建立标志着气候议题从科学领域上升到了政治领域，并演变为政治谈判的焦点。从环境正义的角度，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内家间的减排责任分担本不应是什么问题。之所以出现分歧，是气候问题政治化的产物。说到底，利用全球气候变化做引子，打着环境保护的旗号，通过控制发展国内家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来限制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让发达国家永远维持其领先、富裕和发达地位而不被赶上甚至超越，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到这个时候，有人就看明白了，西方人提出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很有可能是给发展国内家挖的一个坑、设的一个套。

3.全球气候问题的现状

世界上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这样，有些事的变化就是会超出我们的预期。《巴黎协定》出台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控制碳排方面采取了一些行动，做出了一些样子，尽管距离其当初的承诺差距较大，但毕竟还是做了一点事。但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竟然有国家在落实全球气候变化政府承诺方面不仅走在他们的前面，还借此实现了新能源、新材料、新业态等众多方面的技术创新，反而走在他们的前面去了，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追赶他们的步伐不仅没有停下来、慢下来，反而有超越之势。这下让当时拟借全球气候变化阻遏发展国内家经济发展的主导者有点恐慌了。眼看他们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气候政治化的行动再一次表现出来。具体做法与以前如出一辙，其中美国做得最为露骨。

美国新总统上台后，事实上彻底颠覆了其前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有限行动。今年1月上任伊始，美总统便重新推动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4月8日，特朗普签署多项行政令为发展化石燃料产业扫清障碍。5月24日，美国环保署称他们的部门正在制定一项全新的计划，以便取消政府此前对燃煤以及燃气发电站温室气体的排放限制。

在2025年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发表演讲说，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移民和绿色能源政策正在“摧毁”欧洲。“如果你想重新伟大，就需要强大的边境和传统能源。我担心欧洲，我爱欧洲人民。我不愿看到它被能源和移民摧毁。”特朗普主张，“移民潮和他们自杀式的能源政策将葬送西欧。”这与些前其能源部长在一次圆桌会议上当着一群商界精英所说的，“所谓的全球变暖，以及后来的什么气候变化造成的危机，都只是西方某些人用来诓骗国内人，方便占他们的便宜的理论…结果，到头来却伤害了我们自己的石油业”如出一辙。

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则略显“风度”。他们不会像美国做得那样露骨，而是与他们曾经制造的全球气候变化话题一样，从所谓的科学研究开始。今年4月，一篇名为“东亚地区的气溶胶治理很可能对近期全球变暖加速起到推动作用”的学术论文“引起”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的注意。以此文章为据，搞了个标题党，称“国内大幅减少空气污染导致全球变暖加剧”并刊发，说现在国内花大力气植树造林、开发新能源，努力减少了大气污染，让地球增温的速度加快了80%。之后，在7月和9月，英国媒体《对话》《英国周刊》继续跟进，不是采访气候专家，就是搞专题聚合，对国内治理空气污染行动横加指责。这些报道都以科普文章形式出现，意图通过科普的形式在我们中形成影响。这与当年西方媒体铺天盖地指责国内环境污染，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要求咱们承担更多减排责任完全相反。这种逻辑简直是荒唐可笑，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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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他们之所以搞出这一曲是想为他们后续的行动铺路。当前俄乌冲突持续进行，和平的愿望迟迟不能实现，欧洲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俄罗斯的能源不能用，美国的能源又那么贵，新能源技术又跟不上，自家的煤电能源使用又受到以前有关承诺的限制，于是，他们希望以此给欧洲重启煤电找个“科学”的借口。以政治凌驾气候，指使西方媒体疯狂炒作“国内治理污染加速气候变暖”也就见坚不坚了。只是这样一来，西方的这种“双标”说辞，就充分暴露在世人的面前，显得十分可笑。这整个过程，俨然要摧生一门的新的学科——气候政治学了。

4.一点感想

前一阵子，在上海曾经展示的一双草鞋，引起了关于“西方伪史论”的一场讨论。如今西方人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出尔反尔，再次暴露出他们为了维护其既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不惜编造服务其政治需求的所谓的科学结论的虚伪。与一些西方人推崇传统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反对政治介入经济，推动经济自由化，以维护其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其他制度的说辞一样，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却强行将政治渗透进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推动气候问题政治化，也是其扭曲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祟的表现。

国内刚刚在2025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了国内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并对逆势而行的个别国家提出批评：到2035年，国内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力争做得更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达到30%以上，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力争达到36亿千瓦，森林蓄积量达到240亿立方米以上，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主要高排放行业，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足见国内做负责任大国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担当。可以看见，无论西方将气候变化问题到底怎样摆乎，也不管他们如何将其政治化，绿色转型发展之路既然走上了，那就走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