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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军其实出自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主力散掉，很多将领被蒋介石收编。宋哲元带残部退到山西，没直接投中央。为了保住实力，他接受张学良改编，拿到第二十九军番号。张学良跟西北军旧部没旧怨，宋哲元因此留下了不少自主权，军官基本还是原来的人马。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退出关外，在华北影响力下降。南京政府逐步插手这一带，第二十九军想完全独立已经难了。宋哲元选择跟中央合作，避免硬碰硬。部队主要驻在察哈尔，管地方治安，顺便观察风向。

1933年初，日军打下热河，长城一线成了前线。第二十九军奉命守喜峰口一带。部队装备落后，白天火力吃亏，就改成夜间出击，用大刀近身砍杀。这一仗打出了名气，全国人都知道大刀队，南京政府也开始重视这支部队。

长城抗战让第二十九军声望大涨。东北军之前退得快，第二十九军却站住了脚跟。战斗中官兵多次挫败日军进攻，缴获一些装备补缺。中央看到这支部队能打，对日态度也硬气，就给了更多空间。

抗战结束后，第二十九军得到冀察地区实际控制权。宋哲元当上察哈尔省主席，后来又兼其他职务。部队进驻北平、天津这些经济中心，地方税收成了稳定来源。这对一支地方部队来说，是难得的机会。

华北税收丰厚，平津又是交通枢纽。宋哲元利用这些资源，先稳住部队供给，再开始整编地方武装。散在各地的保安队逐步并入正规序列，军官也多从旧部提拔，保持内部团结。

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这机构表面听中央，实际由他主导平津冀察事务。部队驻防要地，既管治安也防外来压力。这一安排让第二十九军有了更大发展余地。

地方保安力量本来就不少，分布在河北、察哈尔各地。宋哲元把这些队伍陆续收进来，补充新兵，扩充原有师级单位。骑兵也单独编组，整体建制越来越完整。

有些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也被吸纳进主力。宋哲元注重训练，巩固部队忠诚。各师兵员充实，装备靠地方财政慢慢改善。华北资源多，军费不愁，规模自然超出一般军级标准。

到1930年代后期，第二十九军已经下辖好几个步兵师、骑兵单位，加上特务旅和保安旅，实力在华北首屈一指。宋哲元身兼军政要职，部队保持较强独立性。这在当时军阀格局里，算是一种生存智慧。

其实第二十九军能发展起来，关键在于抓住几次机会。先是长城抗战立功，换来地盘和中央默许。再就是冀察政权提供财政支持，整编地方武装顺理成章。比起纯中央军，它更像地方实力派，根基扎在华北。

这种模式也有局限。部队虽大，但装备仍旧落后，训练水平参差。宋哲元在对日问题上左右摇摆，想保住地盘又不愿彻底得罪中央，导致后来应对突发事件时准备不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第二十九军守军首先开火抵抗。宛平部队死守，日军增兵后进攻北平周边。南苑战斗激烈，赵登禹、佟麟阁等将领阵亡。宋哲元下令撤出平津，主力南移保定一带。

平津丢了以后，第二十九军部分改编，宋哲元当上集团军总司令。全面抗战开始，他继续指挥部队在华北作战。后来身体不好，1938年离职休养。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

第二十九军从西北军一支到华北大派，靠的就是时代缝隙里的几次转折。抗战初期打响第一枪，也算对得起长城那场硬仗。不过部队后来分散，结局各不相同，反映了那个年代地方军队的无奈。

一个军级单位兵力这么大，主要还是控制富庶地区、税收自给、整编地方武装的结果。在中央和日军双重压力下，宋哲元走了一条中间路线，既扩了实力，也埋下隐患。